如何写学术论文

发布者: [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2014-02-22 [浏览次数]:
如何写学术论文
发布者:陆庆祥 发布时间:2014/2/22 阅读:777 次

如何写学术论文

刘文瑞

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如何写论文是最基本的训练之一。上大学也好上研究生也好,无非是学会如何读书,如何写作,再在读书和写作的同时学会思考问题。但是,有不少同学的写作关过不了,写出来的论文,不论是本科生毕业论文还是研究生论文,都存在一些问题。这不能全怪同学们,因为大家缺乏写作的训练,全靠自己摸索,因此,难免走一些弯路。所以,一些很好的题目往往作不好文章,甚至一些很有创见、很有灵气的文章,也在基本规范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如何写论文,应当从最基本的常规规范起步。

一、论文的常规要求

1.格式规范

标题:标题一般不能有标点符号,通常不能用疑问句或反问句(时评文章例外),能明确概括文章主题,准确,醒目,简洁,居中书写,上下空一行。文中标题不得背题(即题目后本页无正文)。

论文标题一般最多三级,通常只用一级,个别可用两级。论文题目的层次一旦过多,给人的感觉就是教科书格式而不是论文格式,全成了标题,每个标题下面只是一点论述,也无法展开和深入。有的学生写文章,每个自然段都用标题,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为了层次清楚,有时候初稿标题可多一些,在定稿时就必须删减。

社科论文标题序号一般用汉字、阿拉伯数字、括号数字(科技论文一般用阿拉伯数字点隔)。

正文:一格一字(数字、字母一格二字),标点符号占一格。逗号、顿号、句号等后置符号不得出现在行首,前置符号不能出现在行尾,省略号后不得再跟其他标点,括号数字后不得加点(这些规范,现在用电脑写作时wordApp可自动处理,但编辑必须了解它)。引文标点应视导入语确定内置或外置。比如,引文前引号之外词语与引号内文字构成一个句子的,句号就应置于句末引号外。文字书写要规范,正式论文不得出现涂改。确需改正处应挖补。

2.注释规范

引文注释:引文注释可分为夹注、脚注、章后注三种。夹注紧跟在引文后用括号,括号内除书名号不用其他标点,小一字号。脚注写在本页下,与正文间隔一行,用四字线分隔,注释号一般用圈号或角括号,顶格,回行齐肩。章后注在正文最后,亦用四字线分隔,写注释字样,每注为一自然段。

引文注释分古籍和现代文献两类。古籍标明卷、篇、条。如《史记·武帝纪》、《明史》卷71《职官一》、洪迈:《容斋续笔》卷五“翰林学士”条,如果有不同版本还应注明版本。注文书写注意前后一致。古文往往因文本不同而有字词差异,字义有异者,应随注引异文,最好能对异文有所辨析或考证,甚至要对因句读不同而产生的异义加以说明。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断句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差异。现代文献标明编辑、文名、出版单位、时间、页码。如×××:《论××××》,《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政治学原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页。外文引文不用书名号,用斜体暂无内容

区别书名与其他。如果在文章后另有参考文献,凡是引用参考文献内的内容,出处一般采用文中夹注,夹注参考文献的简称(编辑加出版时间)。但是这种夹注必须能在参考文献中方便查阅,所以参考文献应当以编辑名用拉丁字母排序,并紧跟出版时间,同一年有多种文献者,还要用字母标明顺序)。为了写作方便,可在初稿中就用自己看得懂的最简洁的词语标上出处,最后定稿时有查对依据。这对初学者比较重要,否则往往会在定稿时找不到初稿引用的文献出处。

如果转引二手资料,一般应核查原文。确实无法核查的,应注明“转引自×××”。如果不核查,很容易出现误引。即使是引用一手资料,定稿时也要核对,因为经常有笔误。引用的错误有二:一是错字(如人名中的卞壶和卞壸、杨璇和杨琁、司马彤和司马肜之类)和误记,如一位名家的引文,就把《论语》的“学而”和“述而”记错了;二是误意,甚至断章取义。如引《后汉书》刘秀“仕宦当为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一语,就说“执金吾有很大权势”,实际上完全误会了原意。执金吾不过是仪仗华丽而已,如果说执金吾有很大权势,与今天说国旗班仪仗队有很大权势差不多。《魏书》中关于北魏崔亮对“停年格”的评价,实际是强调循资停年的无奈和苦衷,而许多人不读原文全部,转引其中几句,把它作为对循资停年的批判,与原意不符。更为突出的问题是,你有可能根据标引却找不到原文。我曾经看过一篇本科生的论文,引用了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一段话,恰恰该书我很熟悉,印象中似乎同郭沫若说的意思相反,就拿原书核对,结果花了几个钟头把《奴隶制时代》仔细翻了一遍,根本就没有这段话。

其他注释:常见的有题注、说明、其他议论、次要观点。题注一般用星号,除题注外,其他注释与引文注释混排。作论文,这种注释非常重要,尤其是其他议论和次要观点,放在正文中会冲淡主题,而放在注释中会增加正文的深度和广度,学术水平往往体现在这种地方。

3.文字规范

不但要学会划分大段落,而且要学会划分自然段。如果一个小标题下只有一个自然段,小标题就是多余的。一般不得出现过长的段落。

按照中文的习惯,尽可能用短句子。能用单句的不用复句,过长的状语应用逗号隔开。读起来别扭的文章,不管有多大创见,肯定不是好文章。我看过一些很令人头痛的文章,编辑的中文语法不过关。例如:“《钱神论》以张扬的笔触描绘了人们对秦汉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所带来的‘钱神’现象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影响。”(这是从一篇投稿中摘录的)类似这种语法错误,在各种稿件甚至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几乎数不胜数。实际上,语法是否正确同学习语法关系不大,不识字的农民没学过语法,谈起话来却很少有语法错误。鲁迅曾经说过:怎样说就怎样写。文字的规范,以读得通读不通为准。

遣词造句且忌故作高深。用专门词汇,必须自己先弄清该词汇的确切含义。有人把孟子从外文译回中文时变成了孟修斯,有人把外文的氨基酸直接翻译为阿基诺酸,都是这种笑话。至于语义理解,谁都有可能出错,余秋雨把“致仕”说成是当官,有人指出致仕是退休,这倒也罢了,但他强词夺理说是“致仕”的古义已经消亡就有点可笑。有时候甚至不是语义理解错误,而是笔误。如我自己有一次要写“事倍功半”却写成了“事半功倍”,几次校对都没有发现,印出书后才看出来。这些,都要十分注意。

文笔问题也是重要问题。学位论文不同于投稿文章,不在于吸引人的注意力,而在于展示自己的理论建树。写得诘曲拗牙固然不好,但写得过于花哨更是大忌。语言叙述必须要有严密性,在逻辑上丝丝入扣,而不能如同文学式的笔法起伏跌宕。有些人受学术随笔、学问散文的影响过大,已经形成习惯,这对写论文并无好处。当年毛爷爷极为崇拜梁启超,学梁的笔法和文风。凭良心说,梁启超的文章学术性还是不低的。然而,长沙师范的一个国文教师却嘲笑毛爷爷,说他是效仿梁启超的资讯记者笔法,根本不是作知识。由此,毛爷爷发愤读韩愈,作古文。直到到了陕北,毛爷爷还对斯诺谈起这一经历,并认为自己读韩文受益匪浅。 在具体的行文规范上,数字、字母后不得跟顿号,作序数时可跟点号。注意错别字(电脑的普及,用拼音输入经常出现同音错误,需要多注意)。不要用异体字、不规范字(引文例外,引文中的异体字和不规范字不能随意改动,人名中的繁体字可简化,但简化字有歧义时保留繁体。如毕昇,简体“升”字合并了“昇”与“陞”,所以只能用“昇”而不能用“升”)。行文要注意句子的完整性(语法)和严密性(逻辑)。外文姓名第一次出现时一般注明原文名,译名前后要一致(如杜拉克和德鲁克)。机构、组织名要用规范简称。自造简称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用括号注明以下简称名。这些很琐碎很麻烦,但正是这种琐碎和麻烦,能磨炼出你的耐心和严谨。

4.参考文献和索引

正规论文必须有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是撰写本文中确实阅读过的文献(不论是否引用),但要防止把没读过的论著列入的倾向。有的文章参考文献一大堆,但却是用来唬人的,自己不一定看过。例如,写决策的文章往往在文献中列有西蒙的《管理行为》,然而文章中间对西蒙的叙述,同《管理行为》有关的内容,却是来自另外的著作,甚至歪曲了西蒙的原意,如果再一追问,马脚就露出来了。有的更是把同一著作的两个版本,当成两本书列举。通俗小说作家二月河在谈到他自己功底扎实时,说他读过二十四史,还读过新旧唐书。把两唐书与二十四史并列,这就冒出了白气,说明他不知道二十四史的范围。还有一个大画家在文章中说,唐代的某某在《十三经注疏》中说过云云,这也是笑话。唐代连十三经的说法都没出现,更不要说注疏。

参考文献的格式为:编辑、篇名(有的要有页码或章节名)、出版者和时间(卷数)。如果文中夹注同参考文献相关,出版时间则紧跟在编辑名称后面。

索引不要求必须有,但严谨者应当有。所谓索引,是对本文的关键词(包括译名)标注页码。

5.提要

用来摘要说明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一般在数十字到几百字以内。严防把提要写成小标题,同时不能遗漏文章中的重要内容。本科生论文的提要,几乎都写不好,不是写成标题汇总,就是写成引言。研究生论文也有这种情形。好的提要,要做到只看提要不看正文,就能够掌握文章的基本观点。

6.数字、年代、纪年表述规范

统计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公元年份、月日用阿拉伯数字(星期用汉字),古代王朝纪年用汉字,元以前用帝王(通常南北朝以前用谥号,唐以后用庙号)加年号,明清用年号,民国用阿拉伯数字。

行文中的数字,根据上下文确定用汉字或阿拉伯数字。传统计量单位多用汉字。

专用名中的数字(如五四、一二·九)用汉字但不用引号。部队番号用汉字。

二、论文的选题

1.论文一般要“小题大作”。选题忌大,过大极易大而无当,不深不透。在吃透内容的情况下,“大题小作”也未尝不可。

有许多人写论文,起初往往选大题目。选题过于宏大,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能够承负得起的。当然,一般的文章,甚至是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有大题目,但是,大题目无法形成严密的论证,特别是无法形成论点的纵深突破。因此,作为学位论文,选大题目一般不合适,非常难以形成逻辑体系严谨的论证。即使写出来,答辩也非常困难。一般来说,只有相关的研究有了相当积累,才能作好大题目。

2.题目的新意

必须选最熟悉的,熟悉才能有新意。特别是要在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发现新问题。如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究竟有没有冲突,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异同到底有哪些,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什么,竞争与合作应如何定位,行政审批是不是门槛过高,等等,都可以发掘出新的思路,但前提是你必须熟悉。在你不熟悉的领域选题,往往你觉得新,其实不新。

不要求整篇文章都能标新立异,但求在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点上有所突破。对凡是人云亦云的东西认真作一定反思,或从另一角度观察,就可能得出新的认识。

新的观点必须要言之成理,具有自身的逻辑性,且不可牵强附会。

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论文题目要有问题意识。通常来说,学位论文的选题应当有一个具体的问题作为支撑点,由对问题的剖析层层展开,步步深入,导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观点。如果没有问题支撑,非常容易大而无当,不能形成针对某一问题的学术凝结。在选题上,建议参考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仅仅是入场券》(学术批评网、世纪中国网站均有),或许能对选题有所启发。

3.题目的分寸和资料准备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题目过于平淡,但是,也要防止故作惊人。把握题目的分寸,必须从查新入手。

许多人写文章缺乏学术查新。学位论文必须告诉专家,你选题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选这个题目,采用的基本理论框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现有成果有个简单的交代。在本题目上,有哪些研究成果?做到了什么地步?进展如何?有哪些不足?造成不足的问题是什么?没有这个基础,论文就建立在沙滩上。

葛兆光在《大胆想像终究还得小心求证——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上海《文汇报》2003年6月19日)关于资料和查新有一大段论述,尽管他说的是文史,对其他学科也很适用。他说:

  首先,任何研究,要有基本完备的文献资料。这里面包括好几层。第一层,是原始文献,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都要对研究对象所可能涉及的文献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比如研究唐代文学,你要知道《全唐文》、《全唐诗》、两种《唐书》、《册府元龟》、《唐才子传》、《唐诗纪事》、《太平广记》,当然还要知道《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遗》,要知道石刻资料,要知道去查《佛藏》、《道藏》里的资料,要对敦煌的文献有一定了解,还要知道关于地理方面的《唐两京城坊考》、《长安志》等等。最好还要多少了解一点考古发现的图像,比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东西,比如墓室的壁画等等。有一次,我口试硕士生,他说他的学士论文作的是唐代初期的政统和道统,我就问他,能不能在《全唐文》、《新旧唐书》题目的大小之外,给大家举两本唐代初期有关政治史的文献?他不能答,我以为他一时紧张,便问他《大唐创业起居注》和《贞观政要》如何,他居然反问我,“有这两本书么?”当然,其水平可想而知。第二层,光懂得文献名称,知道找来看,还是不够,还要懂得在这些文献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更次要的。现在有的人对文献缺乏常识和通识,乱找乱引,喜欢找一些偏僻的、怪异的文献,而常见的书却视而不见。所以,要懂得“读常见书”是一个重要的传统研究基本功。陈寅恪对古代历史和学问的研究,就没有什么偏僻的文献,但是一样有大见识。依靠那些偏僻文献,出奇兵,走偏锋,就像武侠小说里面讲的小巧一路,没有正派的内功为底子,终究不是正路,而且一遇到堂堂正正的功夫,就会一下子崩溃。第三层,更重要的是对这些文献要能够准确地说明和引用,找了这些文献来,结果是歪批三国,那等于前功尽弃,我看到很多人用文献,常常是独出心裁地乱说明,这就麻烦了。

  其次,任何研究,都要作一个关于此课题起码的研究史回顾。前人研究是很重要的,学术研究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得懂得别人研究过的,你如果不能给出新的资料和进一步说明,你就不要做。现在那么多重复的论文著作,为什么?不说它有意偷懒,至少它是不知道前人做过什么,所以做了等于白做。

国外的学位论文,通常必须有这样一节,因为这涉及学术品德,谁知道你是不是抄来的呢?不加以说明,只是想蒙混而已。即使从学术规范来说,做一个研究史回顾,一是说明你了解多少前人的成果,你得先容国内外的研究,有什么已经解决,有什么得失;二是说明你的成果比前人多了多少新东西,这是博士硕士论文的基本格式之一。可是,大家现在的很多学位论文,简直好像是孙猴子石头里面天生出来的一样,好像都是它自己的发明。有那么多发明吗?比如,现在你要研究禅宗历史和思想,你就先得讨论胡适、汤用彤、印顺的著作,讨论忽滑骨快天、宇井伯寿、铃木大拙的研究,要知道Mcrae和Faure的新研究,一直到最近国内外的论著,看看这些研究里面,还有什么是他们已经说到的,什么是他们忽略的,什么是他们已经做对了的,什么是他们还有错的。另外,你还要看看胡适代表的历史文献的路子、铃木大拙代表的宗教内在体验的路子,哪一个更合你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谈得上进一步研究。否则,你花这么大的力气,重复他们所做的,做了又有什么用?所以,一个研究者,得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有一点了解,至少知道你的前前后后,有什么人,什么研究论著。于是,你得有一批基本的学术刊物,国外的像T’oung Pao(《通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学会会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日本的《东方学报》、《东方学》、《日本中国学会报》、《东方宗教》,中国大陆的《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历史研究》,中国台湾的《史语所集刊》、《汉学研究》,等等。还得掌握一些重要的目录,像《东洋学文献类目》之类。当然,现在还要懂得从互联网上寻找资料。其实,这是很必须的,你在确定一个研究题目的时候,不知道别人做的怎么行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很重要,何况它还是关系到你学术道德,和评定你的学术成就的基础。我以前先容过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毕业生论文上的一段批语,里面就说到这一点。民国二十五年(1936)清华大学历史系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前面,陈先生评语是:“大体妥当,但材料尚可补充,文字亦须修饰。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如内藤乾吉等),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这后面两句,尤其值得好好记取。

除了葛先生上面所说的外,我以为,资料还有一个辨析真伪问题,即使是真实的,还有一个可靠度大小的问题。我在引导论文时,针对一些提法问到一些同学,往往回答是:某某这么说的。这种回答严格来说算不及格。没有查新,你可能做的是重复劳动。即使有了查新,如果你的资料不可信,或者立论的依据有问题,你的论文就站不住脚。例如,上海外滩公园据说以前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实际上已故史学家陈旭麓在80年代就已经考证清楚,没有这样一块牌子。但是,大家还有一些人坚信有这么一块牌子,理由就是某些伟人或名人说过。事实上,陈旭麓引用的资料是工部局的原始档案,而其他相反的资料都是回忆录或杂文之类。学术研究有一个最起码的ABC问题,就是资料的辨识。首先要学会辨析资料的真伪,即使是真实的资料,还得辨析其真实的程度及准确性。比如,殷墟甲骨的材料,真实度极高,而大量记载殷商历史的先秦文献,其中却掺杂许多后代的东西。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材料,真实度极高,而传世的早于这些秦简的《商君书》,部分资料却不可信。因此,对原文本之外的资料,不是一概不可引用,而是说需要辨别。关于清代历史的笔记中,有着大量“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嫡”、“乾隆身世”的记载,如果不加辨析,统统作为写清史的依据,清史就成会变成糊涂账。1958年的亩产万斤十万斤,要找当时的历史记载,简直是顺手拈来。没有对资料的甄别辨析,就没有学术,这是入门常识。

曾经有一个研究生写关于朱德的论文,引用史沫特莱的文章,我给他指出引用不当,他不服气,我说:史沫特莱对朱德有特殊感情,她的论述就难免溢美。不是不能用,而是要辨别,并同其他资料参照。还有些资料要推理。如关于刘志丹之死,因为刘不是死在乱军之中,而是查哨时被打死的。死后尸体还专门运回陕北安葬。按理说,子弹击中哪儿应该是清楚的,但是,几种不同的文章有不同的说法,连子弹究竟是击中头部还是击中腹部都说不清楚,这种逻辑上的疑点,越是言之凿凿越可疑。即使由于资料限制无法弄清真相,但能够看出相关资料记载的疑点也属于学术贡献。

三、论文的结构和撰写

论文结构可用小标题式、分部式两种。要学会论文程式。

论文必须对自己的理论依据有所说明。理论体现着逻辑体系,你依据什么理论,可以在引言中交代,也可以直接体现在文章内容中,但是,不能是理论的大杂烩。这并不是说你只能用一个学派的理论框架,而是说你的理论框架必须自洽。

立论一定要严密,防止想当然式的错误。比如,许多文章论证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经济发展,往往引用墓葬、宫殿等考古发掘材料表现出的宏大,说明秦国经济已跃于关东六国之上。其实,这些材料只能说明秦国社会动员的强大,而不能说明秦国经济就比六国发达。同理,法门寺出土的金银器(晚唐)比何家村的金银器(盛唐)精致,只能说明工艺的发展而不能说明晚唐就比初唐、盛唐经济发展,更进一步,由于使用器物的主人不同(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宗室),即便用精致程度上的不同来说明工艺的发展也是有疑问的。

写作过程中要学会反问,自己反驳自己。例如,常见有文章用个案来论证一般,这种论证十分危险,只要有反例,就会推翻结论。有篇文章用某个派出所经常加班加点来论证某省的警力不足,那么,别人如果指出另一个派出所人浮于事,就能推翻你的论证。还有如用政策规定来说明你的学术观点,无疑隐含着把政策真理化的倾向。如说“中央某个决议如何如何,证明了什么什么”,实际上就已经失去了学术性。大家不是说政策就肯定不对,但政策宣传和学术研究必须区分开来。语言学家王力在谈写论文时说:“撰写论文,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运用逻辑思维。如果没有科学的头脑,就写不出科学论文。所谓科学头脑,也就是逻辑的头脑。我常常说,科研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时间,一个条件是分析能力。没有时间就没法充分占有材料。要有分析能力就要有科学的头脑,逻辑的头脑。大家知道,逻辑上讲两种科学方法,一个是演绎,一个是归纳。所谓演绎,就是从一般到特殊;所谓归纳,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大家搞科研,要先用归纳,再用演绎,不能反过来,反过来就坏了。比如逻辑上的三段论法,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凡人皆有死,你是人,你也有死。’这是演绎法,从大前提推出结论。结论对不对,关键在于大前提对不对,主要是‘凡’字。‘凡’是归纳出来的,大家做研究工作,就是要研究这个‘凡’。怎么研究呢?就是从大量具体的材料中去归纳,从个别到一般,结论是在归纳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开头。所谓分析,是要以归纳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归纳就做分析,那么结论常常是错误的。凡是先立结论,然后去找例证,往往都靠不住。因为你往往是主观的,找一些为你所用的例证,不为你所用就不要,那自然就错误了。归纳的重要也就证明充分占有材料的重要。因为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个别的东西越多,越能证明你的结论是可靠的。也会有例外,例外少倒不怕,多了就不行。例外多了,你的结论就得推翻。”“第二点,写起论文来,要层次分明。先说什么,后说什么,这很重要。《文心雕龙》有一篇文章叫‘附会’,就是讲篇章结构,讲层次的。这一点跟逻辑很有关系,有了科学头脑,文章就能层次分明。最近,我听说有人给我个评语,说我会搭架子,其实就是个逻辑问题。你写文章是给读者看的,不要先把结论大讲一通,人家还不懂你的结论。你应该按照你研究的过程来引导读者的思路,你怎么研究的,就怎么写,从头讲起,引导读者逐渐深入,逐渐到你的结论上来。至于什么地方多讲,什么地方少讲,要看读者对象。如果写教科书式的文章,给青年学生看,要写得很浅,很多常识要讲清楚。这是普及性的文章,大学教材也是普及性的。要是写科学论文给同行看,给本行的人看,就要假定读者在这一方面已经很懂,因此就得写得很简单,单刀直入。最近看一些朋友、青年寄给我的文章,我感到往往有这样的毛病,讲了很多不必要讲的话,内行人根本就不看你这种文章。所以,写科学论文,一般的地方要很扼要的讲。相反,在你发明的地方,在你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地方,要讲得很详细,要讲透。不详细,就不能深入,没有价值,也说不服人家。”(王力、朱光潜等:《怎样写学术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

葛兆光指出:论文的写作,要有必要的想象和体验。他说:

  大家并不是说,学术研究里面不可以有想像,其实必要的体验能力和想像能力,常常是研究是否能够有突破的很重要的因素,大家强调的只是这种体验和想像要有证据,要有必要的边界。大家以历史研究为例来说明,因为一般来说,历史研究总是相当实证,不重视体验和想像的,事实上,必要而有限度的体验和想像是可能的。

  首先,大家要承认,大家理解历史所用的历史文献本身,并不那么全然可靠。这里面已经羼入了历史书写者,就是精英常识分子的口味和标准。一个是凭感情羼进了对古人的想像,比如《史记·刺客列传》里面,有刺客准备刺杀赵简子之前的故事,说刺客看见赵简子那么勤勉,就自己自杀了,这就是想像出来的,人都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死前的心理活动?项羽垓下自杀之前的别虞姬,也是一个道理,既然二十八骑士和项羽都战死了,后人怎么知道前一夜的缠绵故事?一个是凭理智选择了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像《资治通鉴》就是选和治理天下有关的历史资料来叙述,《经世文编》也是选了一些有关“经世”的文献。可是,你看看,当你通过考古发现有那么多的数术方技资料,通过阅读当代的报纸杂志,发现有那么多无聊的消息和资讯,你就知道,古代历史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将来写的当代历史,也一样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没有把自己的经验带进去的体验和想像,你透不过这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看不到底色。

  其次,后人编的历史书,你更不要轻易地无条件相信,现在的各种历史书,经过了至少四道筛子呢,一是“意识形态”、二是“精英意识”、三是“道德伦理”、四是“历史编纂原则”。意识形态决定全部的价值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精英意识决定历史焦点所在,一定是上层精英的活动,这里背后有一个“决定论”的支配,就是历史变迁是由这些少量精英决定的;道德伦理规定了一些不很文明、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不可以进入历史著作,这样就等于遮蔽了一半,特意展现一半;最后,历史学编纂原则,以记事体例的方便与否,排除了一些资料,毕竟不是什么都可以记载到历史里面的,历史承担不了这么多,所以一定会省掉很多,比如日常生活、业余娱乐、私人空间的内容等等。这样一来,就需要大家运用想像力和观察力,找那些被省略的、被减去的,然后重新通过想像力来重建历史的原来面貌,当然不可能是原貌,只是尽可能接近原来的面貌。

  再次,由于写作语境而引起的历史扭曲,也需要通过体验和想像来恢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境,这是很自然的,比如大家大陆五六十年代的哲学史和文学史,就会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历史有不同的叙述,进化论、阶级斗争论、经济决定论的思路,就会使大家的历史变样子。比如思想史,就会突出唯物主义的一条线,尽管那一条线并不是主流,那也会被浓墨重彩地写出来,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比如历史就会突出农民起义的位置,像黄巾起义、陈胜吴广起义、李顺、王小波起义、方腊起义等等,太平天国就更不要说了。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比如台湾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把历史写着写着就到了台湾,这是要证明台湾自己独特的历史脉络和学问传统,而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对二战期间日本的侵略讳莫如深,为什么?因为它也要加深历史认同和捍卫民族荣誉。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大家必须要看清楚这些障眼的东西,仔细剥离开那些影响着历史叙述的当时的背景,没有想像力是不行的。所以,旧经典系统加上新的历史叙述,一层一层的,像考古时的地层一样,它遮盖着一些真相,所以大家研究历史的一定要透过这些地层,看到地下的东西,没有想像力和体验力是不行的。柯林伍德说过一段话,“历史就是按照大量材料,想像古人的心灵活动”,一方面是想像力,“以心传心”、“将心比心”,一方面是按照大量材料,这就是要考证,要排比,要仔细地去伪存真,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历史研究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大家历史研究进入后现代?可以随便想像?不是的,我在这里强调的,还是被认为是“现代性”的那些东西,证据、证据,必要的证据和大量可靠的证据,这是大家确定历史想像合理性的基础,没有证据的想像,只是幻想和瞎想,特别是它必须符合学术规范,符合学术规范的证据、逻辑加上适当的想像,才可以成立。

论文写作过程中,怎样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篇好的论文,不可能把你所思考的问题都写进去。然而,有些与论文主题相关又很重要的东西,虽然不宜在正文中表现出来,丢弃了又可惜,可采用注释形式处理。这种注释有几种类型:一是游离于主题之外的新见解;二是细节的深入讨论,放在正文里过于繁细;三是某种沿着正文方向,向纵深发展的思路表达;四是对某些问题的相关说明;五是资料的辨析比较;六是某种写作的理由或逻辑,等等。这种注释,往往是学术深度和广度的体现。

四、论文的修改

论文的修改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如错别字的校对,层次段落的重新把握,叙述语句的推敲等等。这些以外,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论文是否成立;二是是否有所创新。也就是说,要考虑论文的意义。这种修改标准,葛兆光也有相应论述:

  那么,什么样的研究是学术的,而且真的是有意义的?在中国文史研究方面,我想有下面三条标准:

  第一,你是否给本领域本学科内提供了新资料新文献?这是起码的,当然不是绝对的,有人用旧文献旧资料,也能够讨论新的意思,不过,文史研究里面,是很讲究文献资料的提供的,但是这新资料并不都是刚刚挖出来的,大家不是提倡靠珍本秘籍当独门暗器,只是在新的思路下,有一些资料,它会从边缘的、不受重视的角落,变成重要的、中心的资料,比如现在郭店、上博、走马楼、里耶的简牍,当然就是新资料,这没话说,但是以前不重视的一些东西,像档案、像皇历、像类书蒙书,如果在新的观念中阅读,它也成了新资料,这就给别人提供了新东西,这些东西,就会被有心的研究者收藏起来,否则,别人收藏你的论文著作有什么用?

  第二,你是否给学科内外提供了新的范型、新的方法?我一直说,真正意义重大的学术成就,不止是给学科内,而且是给本学科外提供新的思路、范型和方法。你看马克思、弗罗依德、韦伯、福科,他们的理论和方法,给后人开了多少法门。你不跟着走都不行,因为他们的思路一转,整个现象世界都要重新说明。“范型”这个词,是库恩的说法,我当然不是说要求每个人都成马克思这样的大师,如果这样要求,是“悬的过高”,“以理杀人”,没有人能做到的,而是说这是一个理想标的,你要有这种意识。何况“范型”有大有中有小,像王国维提“两重证据法”,胡适写白话文学史和推翻传统灯录对禅史的叙述,陈寅恪说的用域外与域内文献互证,用地下文物与地上资料互证,郭沫若用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讨论上古社会,顾颉刚用“层层积累的古史观”重新讨论古史,都是一些范型,后人可以跟着做、照着做,这就是开思路的。我想,所谓一个重要范型的出现,常常会造成三个后果,一是对学科本身的动摇,动摇不是坏事,是重新反思的开端;二是对基本预设的怀疑,以前我讲过,预设就是判断的基础,很多预设在很长时期内是不被怀疑的,天经地义的,可是它一被怀疑,整个它上面的建筑都要重新来;三是对方法的补正,一套方法常常是由于基本预设和学科训练而来的,如果前面的被动摇,方法也就变化了,方法变化了,可能就有新的结果。比如,我并不完全同意像“走出疑古”的口号,也不完全同意“二十世纪文学”,也不完全赞同“现代性批判下的当代史研究”,但是我觉得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实际研究成果,能够让我重新思考很多问题,重新理解很多资料,好像山重水覆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有意义的研究。第二,你是否给学科内外提供了新的范型、新的方法?我一直说,真正意义重大的学术成就,不止是给学科内,而且是给本学科外提供新的思路、范型和方法。你看马克思、弗罗依德、韦伯、福科,他们的理论和方法,给后人开了多少法门。你不跟着走都不行,因为他们的思路一转,整个现象世界都要重新说明。“范型”这个词,是库恩的说法,我当然不是说要求每个人都成马克思这样的大师,如果这样要求,是“悬的过高”,“以理杀人”,没有人能做到的,而是说这是一个理想标的,你要有这种意识。何况“范型”有大有中有小,像王国维提“两重证据法”,胡适写白话文学史和推翻传统灯录对禅史的叙述,陈寅恪说的用域外与域内文献互证,用地下文物与地上资料互证,郭沫若用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讨论上古社会,顾颉刚用“层层积累的古史观”重新讨论古史,都是一些范型,后人可以跟着做、照着做,这就是开思路的。我想,所谓一个重要范型的出现,常常会造成三个后果,一是对学科本身的动摇,动摇不是坏事,是重新反思的开端;二是对基本预设的怀疑,以前我讲过,预设就是判断的基础,很多预设在很长时期内是不被怀疑的,天经地义的,可是它一被怀疑,整个它上面的建筑都要重新来;三是对方法的补正,一套方法常常是由于基本预设和学科训练而来的,如果前面的被动摇,方法也就变化了,方法变化了,可能就有新的结果。比如,我并不完全同意像“走出疑古”的口号,也不完全同意“二十世纪文学”,也不完全赞同“现代性批判下的当代史研究”,但是我觉得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实际研究成果,能够让我重新思考很多问题,重新理解很多资料,好像山重水覆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有意义的研究。

  第三,大家要承认现在的西方强势。在这样的西方强势中,大家不得不考虑,你的研究课题、成果、表达,是否和国际学术界发生一定的关联?它能否成为国际学术界的话题之一。先得说明,我绝不是说要迎合国际学术界的潮流风气,我其实一直在讲,要让学术说汉语,还写过一篇文章叫《缺席的中国》。问题是,第一,在现在,如果你不把自己的研究放在国际学术环境里面去就不行,因为这些问题也全球化了,学术是天下的学术,你研究别人也研究,不能关起门来充大王,或者夜郎自大当顾头不顾尾的鸵鸟。第二,你不去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别人就永远不接纳你的话语,你的声音永远不出现在国际学界,你就“自绝于人民了”,所以日本人巴巴的自己出钱,把论文翻译成英文,免费散发,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谁让你不强大控制话语呢?当然,如果你能够积极参与,这个话题是国际感兴趣的,那么,就等于你的声音在里面有一席之地了,最后甚至可以领唱,成为主流。第三,有价值的问题和有意义的成果,我相信它一定可以得到国际承认,这不等于迎合西方,我想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研究成果。可是,顺便要指出,你要使你的研究成为国际承认的成果,你就必须要懂得什么是国际都能理解、接受和欢迎的课题、角度、方法和表达方式,包括今天讲的“学术规范”。

总之,写论文是件苦差事,一篇学位论文,力求在学术上要有所创见,然而,不能指望它就是拿诺贝尔奖的。但是,如果不严格要求,就失去了学位论文的意义。经过这种磨炼,最起码要做到懂得论文如何写,学会写论文,能够养成一种学术性的习惯和范式,能够培养出学究的严谨和细密,能够体会到学术是什么。在这里,聪明与否倒在其次,敬业、勤谨、认真、一丝不苟、固执是更重要的。如果通过论文写作在这些方面有所提高,就达到了培养的目的。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